《科技与金融》高端访谈栏目将连续多期对多位高层次外国专家进行专访，为产业的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把脉献策，探讨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为读者带来国际合作的经验借鉴与启发。

  来自瑞士的伯乐(Claudio R.Boër)教授，深耕计算机集成系统、精密制造研究，他作为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省长经济顾问，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前，几乎一年来中国至少4次，为中国制造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

  自1991年以来，伯乐教授与中国结下了深厚情谊——他先后担任瑞士联邦政府驻沪总领馆领事、瑞士联邦政府科技文化中心领事、研发与职业教育主任，参与了和中方院校大大小小的合作项目，更荣获“广东国际友谊贡献奖”称号。

  2020年，他来到东莞市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下称“转移中心”），担任海外技术专家顾问，致力推动中瑞两国在精密制造领域的科学技术合作和国际技术转移。

  在采访过程中，面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问题，伯乐教授不断反复强调“可持续”。他认为，中国制造业应通过应用新的生产模式，减少大规模生产造成的浪费，从而建立一个更好的可持续世界。

  这位省长经济顾问对现今广东制造业发展有何评价？对粤港澳大湾区中小企业实现工业 4.0 的路径有何建议？带着这样一些问题,《科技与金融》记者对伯乐教授进行了专访。

  过去30多年，您多次往返中国和瑞士，致力推动瑞士与广东省的科学技术合作。请问是什么原因，令您决定来到中国开展工作？

  30年前，我与来自比利时、法国、爱尔兰和德国的4位同事，一同参与由欧盟、瑞士与中国在清华大学联合开展的计算机集成制造应用研究项目（CIM）。这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来说，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

  当时的我们对中国的制造业几乎一无所知。经过后来近10年对北京及周边省份的调研，我们对中国的制造业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亲身感受到中国近年来发生巨大且快速的变化。

  这个委员会由瑞士主导，是一个推动瑞士高校和中国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和知识转移的机构。这个委员会在6年内共资助15个项目，覆盖中国许多省份的多个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在这6年间，我先后在瑞士驻上海和广州总领事馆，担任外交和科学领域的领事，致力推动瑞中外交、科技合作。

  我之所以向你介绍我在中国职业生涯的这些重要节点。因为我有幸目睹了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随着深圳、东莞和广州等地快速地发展，我见证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巨大转变。

  我们了解到，您致力推动瑞士的高校与广东大学、企业合作，例如在广东工业大学、 深圳大学等高校，开设了“中瑞精密制造工程硕士课程”。开设该项课程的初衷是什么，以及课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我所在的瑞士南方应用科学大学与广东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等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开设“中瑞精密制造工程硕士课程”。

  其实在此之前，我到访了广东省内许多制造业企业。以东莞为例，我们对当地的精密制造技术水平进行深入调研，通过对200多家企业的深度走访，我们将调研结果归纳为两点。

  二是，当地企业仅拥有技术是不够的，有必要参照瑞士经验培养各类精密制造人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展“中瑞精密制造硕士课程”的初衷，这个课程后来成为工程硕士（MSE）。在这个课程设计中，我们引入名为“瑞中文化中的工程实践”的教学模块。

  在这个模块中，来自中国、瑞士两国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了解彼此的文化；参观瑞士和中国的企业，比较两国在文化和管理上的差异。我们正真看到，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的普及，企业拥有训练有素的工程人才变得更重要。

  我们通过数据整理和分析，了解到部分欧盟、瑞士企业对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意愿。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我们常常面对面沟通，一方面，真正了解这些欧盟、瑞士公司能提供的附加价值。另一方面，了解这一些企业寻找中国合作伙伴的目的是什么。

  例如，当我介绍一个企业给Daniel（注：转移中心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分析此公司的技术特色，以及这项技术对于中国市场而言具有什么附加价值。举个例子，瑞士有一款骑行夹克，背部有LED显示屏，可以提示跟随的车辆转向、停止等。

  这款夹克在欧洲很火，但我和Daniel经过讨论后，认为它在中国的市场尚不成熟，所以这款夹克在欧洲市场的附加价值在中国无法体现。其实，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附加价值，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公司的附加价值也不一样。探索不同公司的附加价值正是我和Daniel以及转移中心其他同事们所做的事情。

  在2020年之前，我每年往返于中国和瑞士至少4次。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目前我只能在瑞士和东莞的团队进行远程沟通，这也是我的工作目前面对的主要挑战。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175年前）至今，精密技术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瓦特第一台蒸汽机的精度被描述为“一先令的厚度”(注：厚度大约为一毫米)，而今天的蒸汽机的精度为微米（注：即数千毫米）。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精密制造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公差范围内，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数千个部件。精度越高，成本越高。因此，工程师总是在精度和成本之间寻找最好的平衡点。

  所有产品的生产都需要精确的精度，以达到最好的质量。即使是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产品，例如圆珠笔。笔尖用不锈钢制成，笔尖生产的精度越高，书写质量越好。创新需要与时俱进，因此精密制造技术也在新的加工技术和新材料中持续不断的发展、创新。

  随着工业化发展，对于制造业的精密度要求慢慢的升高。比如，手机的两个摄像头的制作流程与工艺必须非常精密，如果稍有偏差，拍摄的照片就不够清晰。所以精密制造意味着产品的生产和机器的制造这两个层面都要追求高精密度。

  如今，我们正处于工业4.0革命中，制造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工厂的每个程序都变得智能化，可以与所有其他部件进行通信，并与工厂进行集中协调。在此条件下，智能机器人将引领精密制造业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多种优势产业，分别具有不一样的智能制造水平，因此我很难给出一个普遍的评价。

  很明显，当地的电子工业是非常先进的，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以华为的新产品AITO电动SUV为例。我把它称之为“轮子上的电脑”：从动力系统到驾驶员、乘客的乘车体验均可谓是汽车行业的标准，其控制汽车的智能系统是基于华为在硬件和软件开发方面的研发经验。其中，软件方面尤其重要，华为一直在为其智能手机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现在正将其转移到新车上（注：该款汽车与另一家中国合作伙伴在广州生产）。

  我发现，中小企业慢慢的变多地融入到技术和供应链中，因此他们正在成为更大的工业4.0概念的一部分。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粤港澳大湾区，也在全世界内发生，让制造业更加全球化。这是一场真正的新革命，AI将成为这场革命成功的重要的条件，就像30年前，我们将计算机引入制造业一样。

  30年前，我们只是想把一台电脑和一台机器连接起来，而在今天，机器使用嵌入式人工智能进行开发，令设计、工程、制造升级的整个周期都不同，也变得更复杂。

  我认为，中小企业能够尝试数字工厂与真实工厂并行发展，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孪生”。

  我认为，引进国外人才是促进中外合作的良好途径，特别是引进学术和工业领域都有丰富经验的外国人才。就我个人而言，我在“银龄专家”项目投入的时间远大于获得的金钱价值，希望可以促进与中国和瑞士两国人民的深入交流与合作，以达到双赢的局面。

  最初，当我向别人提及“银龄专家”项目时，任何一个人都说这是一件好事，称赞我为中瑞产业合作做贡献。虽然在与瑞士企业沟通时，我时常遇到困难。幸好我们这个行业向中国出口大量的技术、产品，不仅有钟表，还有机器，所以大部分人愿意与我、与转移中心合作。

  所以我认为“银龄专家”项目不仅要在中国范围内宣传，还应该在瑞士、欧洲推介，向外国人解释中国推出这个“银龄专家”项目是为吸引来自瑞士、德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专家，促进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因为我在工作中发现，不是每个外国人都非常了解“银龄专家”项目，所以我建议政府需要作出更多宣传，也许中国驻外大使馆可以做推介工作。

  因为人才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政府的政策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中国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关注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减少能源浪费方面。在这一领域，中国与欧盟和瑞士在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上仍有差距。为了更好地匹配外国人才能力和中国对外国人才的期望，我建议开展联合研究，为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的各方参与者达到良好的共识。

  举个例子，几天前，我在“未来工厂”云论坛上发表演讲，并与清华大学的耿华教授进行交流。我了解到他正在研究智能电网及探索如何将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生产和分配整合到传统电网中。

  这项研究很有趣，因为我们意识到大家都在从事类似的工作，但由于我们的法律、法规和环境不同，难以开展进一步合作。

  我认为如果政府或高校院所、科研机构能组织一些论坛或研讨会，更好地了解各自的国内问题，探讨如何建立合作，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以您在华工作的经历，可否请您谈谈外国专家如何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之中?

  从2009年开始，我作为外国专家在广东省工作，和政府、企业沟通得比较多的是可持续制造、批量生产和定制生产。以鞋子生产为例，本质上这是一个将工厂组织、供应链、以及如何把消费的人的个人需求整合到供应链中的综合问题。

  此外，我在中国推广瑞士的精密制造技术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两国人民需要更好地了解彼此。换言之，我们要从双方的方面出发，考虑怎么将瑞士的设备和技术引入中国。我认为现在与中国技术转移的合作应在不一样的层次开展，不仅仅在设备的引入，还包括加工工艺及人才的引入。

  在制造业发展的新形势下，行业正在探索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新材料、新制造工艺等技术实现转型，我认为外国专家能够给大家提供帮助和提出建议。

  但我认为要推动技术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教育。因为制造业工厂在未来将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车间到管理层，要求所有级别的工人都将更多地利用他们的大脑，而不单单是靠他们灵巧的手工。

  在瑞士，我们有一种叫做双重教育的体制，学生在专业学校和应用大学的课堂上学习，但同时也在工厂和公司里工作，由准备雇佣他们的人士教他们实践经验。这种理论和应用双重结合的教学体制能够让学生在毕业后，迅速投入到实际在做的工作之中。

  中国的教育体制慢慢的开始朝着这个方向改革，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始终认为，学校和工厂的教育是成功的关键。